西安商代后期青铜器http://dsbronze.ebdoor.com/ 2010-05-21 11:11:49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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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后期的青铜器是以安阳殷墟出土的为代表。早在宋人所著的《考古图》一书中，就有对殷墟出土青铜器的著录。大量事实证明，商代后期青铜器铸造业比前期又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殷墟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特别是1928年~1937年的北平研究院在殷墟曾进行过15次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以后这里的考古工作就一直没有间断，如1950年对武官村大墓和1976年对妇好墓的发掘等。

        值得注意的是，除在殷墟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外，北从内蒙、辽宁，南到长江以南，东起沿海，西到甘肃，纵横数千里的土地上都发现有商代后期青铜器，而且常常是相距甚远的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有着统一的风格。这种现象足以说明以殷墟为中心的青铜器铸造业与其他地区的相互交融和影响，已形成一个统一体。从各地出土的铜器可以看出，青铜冶铸业以国都为中心，各地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部邑内大小不同的作坊林立，也都铸造青铜器。

        青铜器的时代鉴定方法，尤其是对年代的确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青铜器铭文本身的研究考察。遍览殷商后期青铜器铭文，能表明自身年代的为数很少。盘庚迁殷至小辛、小乙时期的殷墟后期青铜器，基本上不铸铭文，而属于武丁、祖庚、祖甲时代的，如1976年发现的河南安阳小屯5号墓（即妇好墓），青铜器上有“司母辛”铭，标明了被祭祀的对象，将“司母辛”铭与甲骨文对照，得知该墓主人为商王武丁的配偶，死于武丁时期，“司母辛”是商王祖庚、祖甲对墓主的祭祀称谓。该墓是墓主身份和时代都很明确的墓葬，故墓中出土的200余件青铜礼乐器，是殷墟青铜器断代分期，武丁至祖庚、祖甲时代的一群重要的典型器物。与5号墓在时间上相当或稍后的，主要有西北冈1400号大墓、武官村大墓等。这些大墓出土的青铜器群，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器。殷墟后期晚些时候，有铭文青铜器增多，根据这些铭文的内容、字体风格，再参酌器型与花纹等综合考察，以末期的帝乙、帝辛时代为最多。其中有的器物可以断出其年代，如   其三件卣，即属帝辛二年、四年、六年器。有的则只能笼统断出属于帝乙、帝辛时代。

        根据青铜器铭文内容和铜器本身其他方面的特征，可以确定出一些殷商末期青铜器断代的标准器，在殷商铜器断代上开拓了一个新阶段。

        随着对殷商后期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工作的进展，使人们对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这时的青铜器种类丰富，以1976年在殷墟发掘的5号墓为例，这是一座迄今为止发现的能确定墓主和年代的殷墓。从该墓随葬的青铜礼器看，数量多达200余件，食器主要有：鼎、甗、簋、盂、三联甗；酒器有方彝、偶方彝、尊、方罍、壶、瓿、缶、   觥、斝、盉、爵、觚、觯、卣等；水器有盘；乐器有铙。其中不少是成双成对的，如司母辛大方鼎、圆形连体甗等。大型炊食器三联甗和大型盛酒器偶方彝，是从未见过的器种。这2件器物铸造精良、华美富丽。偶方彝呈长方形，通高60厘米，长约100厘米。考古工作者发现时，对该器应定什么名字，一时不决，后将该器给郭沫若先生看，郭老依据该器形状好似2个方彝连在一起的特点，果断定名为“偶方彝”。此器器身转角处铸扉棱，并雕出多种纹饰，器盖两长边中部铸出半浮雕的鸱鸮面，生动形象。2件司母辛方鼎雄浑厚重，在商器中大小仅次于司母戊大鼎。4件大型盛酒器方斝，是同类器中的佼佼者。兽面纹壶体呈椭圆形，宽颈两侧有贯耳，器身满饰花纹，是此期的典型作品。2件扁足方形鼎在殷墟发现。背饰弦纹、叶脉纹、乳丁纹的4面铜镜，也是研究铜镜发展史的重要资料。5件一组的铙，打破了3件一组的传统看法。

        殷商后期青铜盛酒器鸟兽尊是新的创造，主要有象尊、鸮尊、猪尊等。这些像生铜器，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既是实用品，又是优美的青铜艺术雕塑，坚刚璀璨，光辉永恒，透视出古代匠师的智慧与灵巧。湖南醴陵发现的铜象尊，身体圆浑，四足敦实如柱，长鼻为注酒口，设计精巧，极富情趣。现收藏在美国的的小臣艅犀尊，犀体滚圆，耳、目、角清晰逼真，形神兼备。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在形制上，三足器多为柱足。饮食器中的甗常是鬲、甑合体。簋有无耳和带双耳的两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大型三耳簋，造型端庄，典雅大方，以装饰在器腹上的三耳而别于簋器中常见的两耳簋，呈现出不落俗套的独特风格。

爵底从平底变成圆底。不但双柱爵司空见惯，而且单柱爵也得到一定的发展。

乐器发展了大型的铙，湖南宁乡老粮仓出上的一件四卧虎兽面纹大铙，重100多千克。

戈形式很多，形体宽大，除“直内”“曲内”“銎内”几种外，也有带穿的戈。值得提出的是，山东益都出土的大钺，方体，透雕兽面，耳、目、牙表现得极狰狞。这种大型钺应是仪仗用具。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纹饰丰富多彩、繁缛富丽，不但有主纹，还有衬托花纹，甚至在主纹上再填以花纹，形成3层花，已有采用平雕与浮雕相结合的技法，如四羊方尊，肩部铸浮雕龙头，四角铸大卷角羊头。方鼎、方彝、爵、觚的棱角与中线处，常用扉棱装饰，增强庄严感。动物纹中既有写实的纹饰，如鸟纹、蚕纹、蝉纹、象纹、鱼纹、龟纹；又有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的幻想的纹饰，如饕餮纹、夔纹、龙纹；还有的描绘成几何形图案的，如云雷纹、圈带纹、弦纹、涡纹、乳丁纹等。在湖南宁乡发现的一件商代后期的方形鼎，器腹四面均饰人面，装饰奇特瑰丽。鸟纹的出现，可能与商代人的图腾有关。传说商祖先契的母亲简狄，有一天在河中沐浴，正高兴时，见2个燕子在草丛中生了蛋，简狄就吞服了，以后就生下了契。这就是文献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有学者研究，甲骨文中也有反映商代人以鸟作图腾的标记。历来研究肃穆、神秘、似乎有一种超自然力量的饕餮纹（现俗称兽面纹）的中外学者，就纹饰含义，说法也不尽相同。如仔细观察饕餮纹的纹样，多像牛首、羊首、豕首。所以，这种纹饰很可能与古代祭祀中用牛、羊、豕的“太牢”，以及用羊、豕的“少牢”有关，也就是器物上的图案与器物的实际用途是紧密联系的。

关于器物的组合，除继承前期的爵、觚组合外，常常再增加斝。至于小屯5号墓铜礼器的组合比前面所谈到的则更为丰富。到较晚时期爵、觚的组合中，又配以尊、罍或卣、壶，而鼎、簋组合形式在妇好墓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对以后青铜礼器的继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对商代后期具铭青铜器的时代鉴定，马衡先生曾指出：

（1）商人之纪年月日，必先书日，次书月，再次书年；而书月必曰“在某月”，书年必曰“唯王几祀”。

（2）商人祀其祖妣，必用其祖若妣之名之日；其妣皆曰   ；其祭名或曰遘。

（3）商人祭祀之名有曰   日，曰肜日者。

（4）甲骨文恒见征人方之事，而般甗曰：“王徂人方”；艅尊曰：“惟王来征人方”。

这种理论性的开拓，对今天继续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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